邸宏霆 | 开拓商业之路：1903年中国参与大阪博览会研究

开拓商业之路：1903年中国参与大阪博览会研究

邸宏霆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1903年，日本为引领实业发展，于大阪举办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力邀中国选送展品、前往观会，并命在华领事调查各地物产商况，借以搜集经济情报、强化商事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对此邀请，中国官商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在是否参会和赛品采办等方面决策犹豫、反应迟缓、遴选失当，有些地区甚至听凭日人越权代办，以致出现有辱国体的事件。展览效果的欠佳，使中国官商学各界观会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外产品的巨大差距以及赛品官办、各地为政、外国干涉等弊端。大阪博览会结束后，清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改革出洋参会体制、增进官商合作，各省也纷纷尝试自办劝工会场，由此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晚清；大阪博览会；近代化；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

邸宏霆，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

作为近代国家之间展览商品、刺激竞争、扩大贸易的重要手段，博览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在19世纪下半叶影响至东亚。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为广开商路，效法西方，不仅主动参与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美国独立纪念博览会等大型国际性博览活动，还自1877年始定期召开内国劝业博览会，遍邀专业人士游览品评。反观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国，清政府虽也派遣官商出洋赴会，却往往态度消极、筹备敷衍、行动迟缓。历经甲午战败与庚子事变后，中国上下逐渐认识到劝奖实业、振兴商务的重要性。1903年，日本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在大阪举办，中国携品赴赛。这次博览会，既是日本观察中国实业状况的重要窗口，也成为中国大量官绅学子了解世界动态、考究工艺、取法日本的交流平台，对促进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基本理清了1903年清政府派员参与大阪博览会的始末，从文明史、性别史、观念史、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多种角度，分析了博览会期间的人类馆和台湾馆事件。然而日本缘何力邀中国赴会，中国官商如何筹备赛品事宜，展会成效如何，于两国产生何等影响等问题，现有研究还不能予以充分说明。本文将深入挖掘中日外交档案，辅之相关报刊文献，从经济外交的视角考察两国官商应对大阪博览会的各自立场和举措，以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万博会的萌芽”：日本开办大阪博览会之缘起

所谓博览会，系汇集近来发达进步之各种商品，以供群众观览的组织与场所。其宗旨乃通过观览各种制造品，相互参考竞争，以振作产业，培养国家富强之源。在日本，“博览会”一词系福泽谕吉从英语的exhibition或fair翻译而来。1871年大学南校物产局在东京开设“物产会”，成为日本公立内国博览会之藁矢。通过参加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1876年美国费城独立纪念博览会，日本政府开始摸索自办博览会的路径。1877年，大久保利通策划的第一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在东京上野公园举办，参展者16000余人，观览者454000余人，成效斐然。第二、三、四届劝业博览会也先后开办于1881年、1890年和1895年，除第三届延期外，基本遵循了每五年一次的定例，规模也不断壮大。

上述内国劝业博览会的举办，正值明治政府对外修改条约以实现与诸国对等交往、对内撤销居留地制度并允许洋人内地杂居之时。防遏外国制品输入和强化本国产品输出尤为日本所重。作为策进输出贸易的路径，博览会不仅能使出品者竞争优劣、取长补短，亦可收实体广告利益、广开产品销路，遂被农商务省视为标榜产业进步、反映国势现状之镜面，予以大力扶持。1901年，农商务大臣林有造就先前展品存在为博人眼球而脱离实际的问题，特别强调参展品的实用性，要求奖励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至于组织形式，他主张不可墨守成规，应有所创新。由此奠定了之后劝业博览会的基调：“为引导事业发展，筹建适当设施，以期收经济博览会之十分效果。”

根据惯例，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本该在1899年开办，受日本政府筹备外国博览会影响，不得不推迟至1903年。是时，日本已跻身列强行列，日人认为：“所有世界上的行动已不能将吾国排除在外，而吾国的一举一动也将影响天下四隅。”其国内产业发展也突飞猛进、面目一新。故而，日本对此次劝业博览会抱有极高期望：“虽名为内国劝业博览会，其实可谓之为世界的博览会。”为使劝业效用最大化，日本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将主会场择址在大阪南区的天王寺今宫，内设农业馆、林业馆、水产馆、工业馆、机械馆、教育馆、美术馆、通运馆、动物馆、水族馆、台湾馆、参考馆等12个陈列馆，另置附属水族馆于堺市大滨通公园。展品分农业及园艺、林业、水产、采矿及冶金、化学工业、染织工业、制作工业、机械、教育学卫生及经济、美术及美术工艺共10类。审查褒赏方面，农商务省设审查官员250余位，要求每样展品须由3名以上审查官打分，再经审查部长讨议而评选优等品，授予名誉金牌、名誉银牌、一等赏牌、二等赏牌、三等赏牌、褒奖状等六种奖赏。各级官员间相互制衡，使欺诈不公、徒有虚名等现象有所遏制，博览会因此得以发挥扶优限劣、激励产业之功效。

在日本政府的重视下，大阪博览会规模空前，收效瞩目。兹将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对比如表1所示。

随着经费的增加、场地的扩大，本次博览会无论是展品总数，还是出品人员及观览人员的数量，都有显著提升。不过仅凭数字，似还不足以体现其被誉为“万国博览会之萌芽”的原因。何以向世界展示日本？又如何招徕外国参与？这就不得不述及参考馆的设立。

参考馆，乃汇集、陈列日本自古以来的制作品，以便制造者进行彼我对照、加以参考之场所。第三次内国博览会曾设此类场馆，其他展览会则有参考室。大阪博览会的参考馆较前略有不同，系专为“将来本邦召开万国博览会”所设。其中陈列者皆为外国开采、产出及制造的产品，欲达到日本制造者学习西方技术以精本国工艺，而外国出品人又能“速扩极东地方市”的双重目的。为吸引外商，农商务省特别制定了“官民可无偿在该馆展示外国制品”的优待政策，且免除展品关税；外务省则命各地领事加大宣传、权宜选品，以便外商按期出展。经日本政府多方努力，最终外来参会者遍布14国，人数达164名，送展赛品13000余件。与之相应，该馆场地也一再拓展，不仅从原定300坪扩至1708坪，甚至有欧美商人自捐工费以盖别馆者，如加拿大馆、嗬恩馆、费儿拉馆、安土儿斯馆等。这样，外商便由展会的旁观者，转而具备观览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积极性大为提升。日本政府亦可借机提振本土产业发展，为其对接海外市场、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二、应邀：中国官商赴大阪博览会之筹备

为方便布置场地，日本规定出品申请的截止日期为1902年6月30日。展品须在1902年12月1日搬入会场，并于1903年1月5日后、2月20日前在馆内摆设完毕。有特殊情况者虽可请总理博览会大臣衙门代为安置，也不得迟于2月15日送至大阪总理外务公司。是以日本征集参展物品远早于邀请观会人士。作为重要邻邦，中国系日本力邀参会的对象。在日方照会中，以中国土产富饶、工艺精巧，建议将中国“所有制造出产物品广布世界，以冀将来工商两业日益振兴”。其字里行间看似为中国经济发展考虑，然从日本领事纷纷着手调查中国商况的举动观之，实则别有用心。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报告称，该地特产以黑缎为首，一旦输出国外，利害得失“甚无把握”，流露出对此产品可能威胁日商贸易的担忧。而沙市、重庆等地领事则以两地深居内陆，对外直接贸易机会少，认为中国参会将利好两国贸易：“当地(沙市)产出农产物等可供我商工业参考者不少。”“值此之际，将该省(四川)产物介绍于本邦，相信未来两国通商将受益匪浅。”不难发现，窥探中国各处物产、调查地方商事习惯、掌握贸易交往情况，才是日本邀请中国参会的深层动机，正像沙市领事馆所言，与其在展品说明书中反复描述，“不如仅示概要，以实物促进当业者之注意”。为此，领事们向地方官员极力言说博览会有益之处，同时大量印刷参考馆规则汉译本，发放给民间商人。他们还通过刊登各种报刊广告扩大宣传范围与影响。东亚同文会也从中协助，承诺给予游览手续之便利。如是多管齐下，以期达到劝诱中国官商携货赴会之目的。

面对日本的参会邀请，中方作何反应？起初，地方官民大都冷漠以对。截至申报中止前一个月，芝罘和沙市仍无自愿参展者，南京和汉口等地工商业者较为消极，苏州只有一两家商人筹备，杭州官厅则态度暧昧，不予明确回答。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杭州领事认为，地方官员很可能是在等候北京政府的训示，同时窥探其他省份的意向再做决定。汉口及重庆等地领事指出，此系清政府不通博览会事情、不谙物品管理手续所致。然则上述推断是否属实，尚需多方面分析。首先，与欧美赛会邀请惯例不同，日本或出于内国博览会性质的考虑，“初未知会各国外部，仅通知驻日各国公使”。日本领事又以“请将本国开会意旨遍谕工商人等”为词，似只为招商赴会。这种未经中央而先与地方相接触的做法，难免令人心怀疑虑。川督岑春煊即询外务部称：“查从前赛会，均由贵部咨行南北洋，并特派税司经理，未闻各省零星往赛。此次可否由川省经办，乞电示遵。”官员尚且如此，商人持观望态度亦是自然。其次，受庚子事变影响，中国北方省份以直隶为代表，兵燹之后可谓元气大伤。总督袁世凯奉命创办学堂、训练新军，都倍感经费筹措困难，乃至1902年12月面对道员颜世清设劝工场之请，虽知系为振兴商务起见，“惟值此经费支绌之际，创设一场本非易举”，只能折中处理。故而政局不稳、财政亏空也是影响官商参会的原因之一。再次，商约谈判或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方督抚的注意力。同期负责与英、美、日等国筹议通商约章的官员，恰为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按照1901年二人合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提倡游历东洋、广设劝工场的建议，便可知其对赛会的认知绝非日本领事所言“不通”，只是筹备有所贻误。总之，中国各省区这种消极应对的态度，直至四川、湖北有所动作，方才略有好转。官办货品赴会的筹备工作自此陆续启动。

较诸其他省份，四川响应较早且筹备积极。据重庆领事德丸作藏调查，该地主要出产麻织物、绢织物、麝香、白蜡、白木茸等，多不为日人所知。在其诱导下，川东道宝棻、云南银行李正荣提用官款成立惠通公司，以作出品代表。考虑到该地交通不便、采收耗时耗力，德丸作藏在申请参考馆场地的同时，又命实业练习生石塚丰次郎、岛田定知、江川繁一协理筹备事务。1902年秋，外务部批准川省参赛，有感于四川职员卞鼐情愿自购川产、劝邀商工赴会之举，命其与重庆方面共筹办法，官商合力以壮观瞻。12月，岛田定知运送部分展品从四川出发前往大阪，其他展品则由成都知府沈秉堃、直隶州知州汪声玲率委员、绅士、工匠等20余人携带，于次年2月赴会场经理陈列。因运货期限已过，德丸作藏特向日本政府解释，此项物品“过半皆是非卖品，且大多数系作为惠通公司的追加品参展”，方使其顺利送抵大阪。

就两湖地区而言，湖北的准备工作推进得比较迅速。围绕出品方问题，实业练习生栗林孝太郎多次与总督、商务局沟通，于1902年6月13日完成出品目录，涉及棉花、茶叶、矿物、麻布、瓷器、漆器、笔墨文房等。参会人员原计由湖北当局所派委员及汉口等地商业家30人组成，后因江楚合办，人数略有调整。汉口领事特申请场地12坪、简易通关目标40枚，以示优待。在湖南，张之洞命巡抚俞廉三就近选购物产，年内解赴湖北省，再一并向大阪输送。12月湖南洋务总局将物产装束完毕，分天然品和制造品两表，详列植物培养方法、矿产种类、出产地名等信息，并派罗世楷、易世森、张金鉴随同江苏候补道左念贻赴会，“考校会中群物，以为开通风气之助” 。

继四川、湖北之后，江南地区也有所动作。1902年9月，刘坤一任命候补道刘世珩为博览会视察员，江南商务局备办缎类纺织品、竹制品、药材等特产。因超出规定期限，参考馆已无空余之处，该局只好租用湖北省陈列场地。在经费问题上，除两省采办运费各归各算外，其余款项统归刘世珩经理，“江省总可多摊一两成也”。湖南派赴日本博览会一切所用经费，则由湖北垫发。另有曹受诏、陈树屏、顾印愚等官员自费观会以考察政艺，“此外并无商人带货赴会”。

除却上述省份和地区外，福建、山东两省及沙市领事馆皆因响应过慢，未能申请到陈列场地。福建领事遂将79种展品作为台湾总督府附属品输送，委托闽报馆主前岛真随同委员冯祥光赴日协理事务。沙市因未开通对外直接贸易，遂由日本领事汇集物产，遴选棉花、染料、烟草、豆类等30余件，送至博览会事务局。至于山东，巡抚周馥经袁世凯再三敦促，方在1903年3月指定山东工艺局筹办货品，命何承焘携货前往会场观览考究，“以为日后开通商务地步”。

这样，中国选送大阪博览会的赛品便由湖北商务总局、江南商务总局、湖南洋务局以及四川省、福建省、山东省、沙市领事馆这七处采办完成。江楚事务所经理两湖和江南地区的合办展品，另外四部则由四川事务所统筹照料。至于会场管理人员，除所派官员外，清政府考虑到海外商事习惯，还雇佣了中村孝太郎、岛田定知、竹林光太郎等日人协助。以栗林孝太郎为例，其主要负责江楚展区的装饰陈列，所有工作均须请示总办核准，至展会结束，出品货物及装饰等件皆由中国自主处理，从而明确受雇者与雇佣方的权责。

正值各省份筹备赛品期间，贝子载振于1902年10月11日上《敬陈管见折》，建议抓住大阪博览会之机赴日考察、试行赛售，并请清廷给予优惠政策。政务处即命南北江海各关及招商局详订章程。“至如何分派官绅广为劝导，选择工匠精为考求，及体察商情能否借垫成本、酌给津贴各节，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商务大臣、各直省督抚迅速妥为奏明办理。”12月，外务部收到日本有关举办大阪博览会“拟请贵国王公大员往游”的正式邀请。考虑到赛会在联络邦交、振兴商务方面的重要价值，清廷遂任命载振、那桐、瑞良、陈名侃、毓隆等5人为观会大臣，后增调司员、翻译13名，以便对外联络沟通、协助考察。此外，总税务司赫德也应内田公使邀请，择定副总税务司裴式楷、帮办黑泽礼吉、江海新关税务司好博逊等共同赴会。

清廷钦派人员观会之举无疑给地方官商以明确的讯号。随着1903年2月袁世凯所拟《工商赴日本大阪赛会章程》十条的出台，寄洋货物报关流程得以规范，加之进出口免税、招商局船只专送及船价优惠等举措的实施，商民赴会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先前意愿消极的烟台商人，此时却有顺泰号、永昶同号、丰裕号三家要求赴日参赛。然因留地期限早过，商民申请相继为日方所拒。获知该消息后，清政府转而鼓励各省派员观览，并许以带薪出使的待遇，于是藉观会以考察日本农商工艺者趋于踊跃，仅袁世凯遣员便达15人，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等亦派官商数名。有些地区还选拔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的学生协同前往，如直隶地区随带工艺学堂学生20名、农务学堂学生14名，各给银150两作为路费，顺天府派学生程立、任凤阁随同工艺官局委员王以安赴日招募工匠，湖北亦遣工艺学堂优等生数人。学生的加入，给中国观览赛会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为把先进经济理念带入国内、转变守旧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条件。

从选品参会到派员观会，中国参加大阪博览会的过程呈现出个别省区领头参会到清廷派员以示提倡，再到各地踊跃观会的发展态势。而地方官商的态度前后也形成鲜明反差，由面对日本领事劝诱时的敷衍迟疑，转为清廷号召下的积极参与，既可见得中央政府在经济外交中的导向作用，亦暴露出华商对近代博览会的认知不足、主动性缺乏等弱点。虽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部分省区错失参展时机，但有四川、湖北等七省区携品赴赛，已是将华货展现于世界的重要一步。况且中国本次观会人数之多，可谓前所未有。仅凭日本招待券观会者便有263人，按住宿情况统计，实际人数更达到了840人。这不仅在短期内给日本旅游业、航运业带来了经济效益，更使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有机结合，为此后两国开展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三、参会：大阪博览会之中国展品陈设情况

在中国官办货品陆续抵达日本后，因福建展品陈列于台湾馆，还引发了一场风波。台湾馆系日本为展示其“新领土”而创建，所摆设的肖像和图画以描摹该地风俗为主。1903年2月13日，留日学生秦毓鎏、蔡文森、顾树屏等11人游览台湾馆，见有挂牌为“清国福建省出品”的陈设品物，颇感诧异。原本该馆内设皆为中国故样，已令学生甚感痛心，这一不通常理之事，更使其怀疑日本有将福建类比台湾之野心。于是，这些学生报知江楚事务所委员罗世楷，要求同日本交涉，妥善处理此事。起初，罗世楷不明就里，虑及各省向来彼此不通，不愿越权干预，欲请神户领事蔡勋出面沟通，又遭其推辞。江南出品委员李宣龚闻知此事，颇为愤慨，谒见驻日公使蔡钧，得回复以江鄂湘蜀皆有公牍，惟福建出品未咨使署，“究竟此事应即详查，是否吾国出品，抑系东人购办”。经中方向台湾馆干事柳本通义、福建展品经手人前岛真等调查确认，福建展品问题的由来与解决方法渐趋明朗。

如前所述，福建出展之所以异于他省，缘自其申报及备货严重逾期。在福建总督的默许下，丰岛领事遂将该省展品随同台湾货品运往日本，置台湾馆内。但这一举动显然已干涉福建政务，且有损中国国体，如何补救？留日学生们认为应以迁移为上。迁至何处？岛田定知表示可安排川省陈列馆场地，但手续尚须完备。而迁出方面，前岛真却提出“闽品非有台督之命不能遽移”，再添阻挠。经李宣龚面晤博览会事务局局长说明情况，福建委员冯祥光与台湾总督协商办法，且迫于中国愤激之舆情，展品迁出方案终获台督同意。2月24日，日本海关检查员重新核对出品目录，说明更正原因：“盖前岛运送闽品，先输台湾，然后东渡，故进口时海关误闽品为台产。”福建展品终得以迁入四川陈列所。

就展出情况来看，本次博览会出品超过30万件，门类达59种。中国展品集中于江楚事务所和四川事务所，共计1500余件，以织物、生漆、陶瓷器、杂货等为主。其中山东工艺局选送各色丝缎等400余件，价值约6000日元；福建洋务总局选送茶叶、漆器、药材、棉花、樟脑等79种；沙市领事馆选送棉花、土布、丝麻、桐油等30余种；四川则选送棉麻、绸缎、煤炭、首饰等300种。至江楚会馆所陈列者，精制产品以江苏出品为主，粗制土货则多为湖北所产。中南各省特产皆网罗于内，诸如宜兴的紫砂器、广东的象牙器、安徽的笔墨、汉口的铜器、北京的景泰蓝、湖南的锡器及团扇、湖北铁政局制造品等，“计价值逾日银三万圆”。　

对于中国展品，日方称赞了织物与陶瓷器的相关工艺，并指出了矿冶技术的不足。首先，中国陶瓷器受产量制约，运贩外洋甚少，但此次景德镇瓷器、宜兴陶器工艺精湛、颇具风趣，得“好事家垂涎不已”，来年出口日本数量有望增加。其次，在绸缎方面，日方评价杭州绸缎最为坚韧，苏州花缎则胜在颜色花纹，四川特有之锦缎、巴缎、湖绉、金银绉、大绸等花彩千篇一律，不能动人，而“近来运贩外洋而讲求图样大有可观者”为南京黑缎，乃日本妇人所好，品质最佳。再次，矿产品方面，日人深知湖北及四川的金、银、铁、铜、铵、铅、硫磺、煤炭等矿物之富饶，且认可湖北铁政局的冶铁质量：“刻下兴筑之京汉铁路、广轨铁路皆用之，其质比较欧洲所出，有优无劣，前经农商务省考验，已知其良。”但对川省所展示的煤炭和硫磺，则多指出“挖采方法虽多未尽”，“炼制之法未备，其质亦未纯粹”等缺陷。此外，日人还注意到闽浙茶叶、川贵和两湖地区出品的木漆、川产各样兽皮、蜀盐以及中国米谷的解禁情况等。

比较江楚会馆与四川会馆，四川展品以煤、铁、蜡、盐、麻、糖、药材等原料产物为胜，就精巧风趣论之，则远不及江楚展品，体现出中国西部与中东部间工艺制造水平的差距。若依据本次博览会的品类划分，再将中外展品进行对比，如表2所示：

不难发现，中国展品虽以农产、染织和制造品见长，却在涉及农林园艺及水产用机械、染织工业机械、制造机械等类别的机械部和涵盖教育、学术、医学卫生、经济等内容的教育部，竟无一样入选。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中国工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也和中国官员的错误观念有关。且博览会的宗旨原在比较现行制造之货、满足人民日用之需，然中国产品中却仍然充斥着大量的书画、古钱、玉器等物件，有时评指出：“采办已误所趋，又焉能进而研究，即令研究，而事非素习，终苦于口不能言、手不能摹。……淡漠若工商者可知矣。” 更暴露出两国在近代工商业发展认识上的差距。所幸这些问题为中国观会人士所注意，并引以为鉴。

尽管中国赛品存在类目不全等问题，在博览会上还是受到了相当的欢迎，矿物、皮类和相关杂货尤为日人所好。此番从参考馆中购置华货者共有207人，仅次于购买美货的243人，展品售出772件，价值2817306日元，占该馆总销售额的5%，次于日本、美国和英国而位居第四位。作为近代中国参加外国赛会的成果，这一经济收益还是较为可观的，对促进经贸往来、刺激工商发展、推动实业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观会：中国人士对大阪博览会之考察

与赛品须在规定时间内送会不同，人员观会时间要自由很多。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在大阪博览会召开的5个月间，4月至5月是中国人士赴会观览的主要月份。即便到展会后期，其他国家观会者寥寥无几，中国方面却呈现稳中降的态势，显示出大阪博览会对华持久的吸引力。那么，中方究竟关注到这次赛会的哪些问题，又做出了何等评价呢？

第一，人类馆事件激起民族义愤。人类馆设于博览会会场正门外，系由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倡议、西田正俊等人发起，“集合邻近内地之诸岛人种以资人类学上之研究为目的”而建造的场馆。筹办方拟于馆中汇集北海道土番、本岛生番及朝鲜、中国、琉球、印度、爪哇等七种族的老幼男女若干名，“特备住居模型并装束器具，以便详览土人生活状态”。该消息业经《日本新闻》《国民新闻》报道，顿时引发留日学生的强烈愤慨，指责日本故意以生番之野蛮、奴隶之屈辱来丑化中国，“以供泰西各国之一笑也”。在号召国人警醒奋起之余，学生们一方面动员神户领事和旅日华商，坚持对日交涉，另一方面移书国内，请求载振及朝中官员暂勿赴会，藉以震慑日本政府，终于引起清廷注意。那桐、载振随即向日方交涉，要求“撤除一切有伤清国体面之陈列品”。日本外务省虑及此事有伤国交，遂训诫该馆主办方撤去中朝两国门类，风波始得平息。然在人类馆正式开放后，复有传言称其中穿中国服饰而裹足之女系湖南人，湖南留学生周宏业遂前往大阪实地考察，且操湘语试探，最后取得人类馆证明，确认此女系台湾人。对此，留学生们虽不好干涉，但愤懑不平溢于言表，正如周宏业对友人汪荣宝所言：“夫台湾人则既不免有今日矣，吾又乌知夫今日之湖南人，若其余行省人，异日不更列于何国之人类馆中，而后使吾人有屏息结气，熟视而不敢发一言之一日也？”此事传入国内后，各界纷纷批判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陋习。因传闻观会人员中有七人吸烟，《新闻报》即指出，“请勿蹈人类馆恶作剧之形状”。劝戒妇女缠足运动亦随之高涨，天津公益天足社从强国角度看待缠足之弊：“不但筋折骨断贻误终身，而体质亏伤，脑气亦因之而不足，夫脑气既不足，即兴女学亦难期进步。”可见，人类馆事件在激发民众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也推动国人以自我反省、自我检视来寻觅救国之路，加速了中国社会制度以及社会风气的改良与转变。

第二，中外展品对比，发人深省。观会过程中，中国人士最为直接感受的便是中外在制造技术、品种类目、工艺质量上的差距。秦毓鎏等留学生以两江、两湖、四川出品物劣质，不但不能与西洋媲美，“且远出朝鲜下，尤可异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缪荃孙认为，中国瓷器、漆器、绸缎不能推陈出新，“较之各国之物均觉瞠乎其后”。福州东文学堂教员林炳章见我国展品不能与欧美同堂，只能列于印度、朝鲜之间，甚表痛心。学者蒋黼亦称，“惟锦绣、景泰、瓷雕、牙器等差强人意”，其余无甚精彩之处。在谈及出品是否契合展会宗旨时，单士厘认为中国展品虽未分人工物和天然物，毕竟“意在劝工商，不在竞珍奇，已与会旨相合”。而张謇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当他看到湖北出品中的汉瓦当、唐经幢时，嘲讽称：“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何以出现与宗旨不符的问题？林炳章归咎于中国向不重视商工发展，又多徇私利；张謇和蒋黼皆认为各省不通声气，委员不通工艺，筹备仓促，不能悉心遴选展品，以致原本优质特产不能参展。刘世珩、凌文渊则由此认识到振兴制造业的重要性，指出此番展品多为天然产，“泰东西谓中国为原料场云”，将对国家长久发展不利。

第三，先进工艺吸引国人兴趣。在规模最大的工业馆，日本展品主要有纺织工艺品、铜器、陶瓷器、七宝烧、纸、矿物、酿造品等。单士厘称赞该馆为“此会主中之主”。张謇认为其中织业最良，制筬最精，并联想到可在国内试办工业实习学校，以促实业之进步。在农业馆，展品以蚕丝、米、茶为主，涉及47个县，每县所陈五谷麻苎皆上百种。林炳章注意到其培育技术发展的成效：“大小麦有大如赤豆者，赤豆有大如黄豆者，各农业曾得褒奖者，则标载其上，曰某等优赏，其中以北海道所产为最。”凌文渊则关注农田开垦、经营、奖励以及矿油开采等方法，叹息中国虽蕴藏石油丰富，国人却闭塞无知，不能开辟利源，只能坐视利益外流。其余诸如通运馆、机械馆等，器物大都取法西方，中方人士观感也大同小异。此外，美术馆也吸引了部分官员的目光。那桐认为该馆皆“绝精之物”，只是价格昂贵。凌文渊则指出日本工艺家能根据中西方不同偏好而把握出品方向：“美术出品以泰西为销场，工业出品以中国为销场，廉者夺中国之利权，贵者又分泰西之利权，其富其强谁曰不宜。”

此次博览会所显现的日本20年间制度、器物和技术上的飞速发展，即便是欧美人士也不得不予以肯定：“通览其出品物，虽尚存日本工艺幼稚之处，但已蕴藏实现坚强发展的潜在势力。”日本所取得的这种成就，在坚定中国开明人士效仿信念的同时，也刺激了那些先前对中日乃至中西差距认知不足的国人，使得向日本学习之风渐趋浓厚。

第四，技术调研得以开展。在赴日官商中，有相当部分人员肩负着考察实业的任务，他们不仅关注大阪博览会的情况，还以日本制盐方法和造币技术为调查重点，相继参观了农会、天满桥北织物株式会社、八幡制铁所等多家农工商所。就盐法问题而论，张謇、蒋黼先至博览会水产馆了解盐产名目，后赴兵库县探访盐釜铸造、盐田设施、美日盐法及售价情况，得出“井上、堀田二法皆可试用，美法与我时尚未宜”的结论。在造币工艺方面，那桐、周学熙、张謇等人通过游览造币局、印刷局等处，了解到其中各部门组织架构。周学熙看重专业技术，欲派工徒学习刻模，得到日方同意。张謇则有感于货币之困，认为中国不造金币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穷的弊端。言及货币流通，张謇以三十四银行乃国立转商办，称赞日本政府保护商业：“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反观中国，他曾尝试劝设银行于通州，却无成议，终不知是否能成功。凌文渊总结日本能兴实业以强国的原因，其一在于政府提倡，施权力以保护，耗资财以资助，“故能蹶而终起，无半途之废”；其二则在于学校振兴，留学欧美者归国后能够以实业教师、管理员等身份，尽己所能，扶助实业发展，这些恰是中国应当学习效仿之道。

第五，日本教育经验引发思考。自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教育改革便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得以推进。在本次考察中，教育与实业一样成为关注焦点。以缪荃孙、林炳章、胡景桂、张謇、蒋黼等人为代表，通过参观爱日寻常小学校、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等各类学校，拜访日本文部省及教育界知名人士，探知日本学科设置、教师资格、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相关情况，以期择其要者移植中国。其中，日本小学学制尤受重视。张謇、凌文渊皆认为单级小学课程知识粗浅而易于教授，办学规模小而容易创办，最适合推行于中国穷乡僻壤之地，广开民智。但缪荃孙从教法上指出单级小学困难颇多，认为宜按学生情况变通教员授课形式。就在大多数中国人士称道日本教育的同时，张謇因被日人诓骗而财物受损，看到了其教育的另一面相：“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牵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因此，他强调实业与教育应“迭相为用”。

大阪博览会期间，中国观会人士往返皆数十天，深入考察日本实业、教育、政治、社会等各方面，获益匪浅。张謇、周学熙等实业家着眼于兴学、制造之法，要求政府给予扶持以联通民气、广兴实业而资助教育，然后才能救亡图存。胡景桂等教育家也认识到“国之文明，首在工业”，发出了“盖三代富国之道，大有实力于工也”的感叹。而以载振、那桐为代表的王公大臣虽多游玩览景之事，在博览会、炮兵工厂及农事场所的参观中亦各有所获。视野上的开拓、观念上的变化，经由这些精英人士影响至国内各阶层，无疑有力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气的转变，为中国实业和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转型：大阪博览会对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之影响

大阪博览会对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海外参会体制上，中国开始从外国人手中收回筹备主导权。先前清政府每遇赛会，多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拨发经费、征集展品、委派代表、沟通商情等事务，衍生出洋员不听节制、华商遭致刁难、展品遴选不当等诸多问题。20世纪初，伴随着清政府经济观念的转变，由官员引导商工赴会、试行赛售，成为振兴商务的重要途径，收回税司相关权力便被提上日程。大阪博览会即为清廷择定官员组成观会使节团，展品由各地官局采办购置。但从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的实施情况来看，这种使团模式也不能从根本上遏止洋员的跋扈行径。1905年10月，商部拟定《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较之1903年《中国工商赴日本大阪赛会章程》由海关监督派员劝商的规定，该简章首款即声明，外国赛会须经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示商人，有赴会意愿者应“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明确了商部统筹全局的地位。至各省展品的征集事宜，1906年商部筹办意大利渔业赛会时，张謇吸取大阪博览会各省不通声气的教训，建议七省合建一渔业公司，“庶收联络合群之益”，获商部采纳。七省渔业总公司遂以郑孝胥为总理而在上海成立，主管赛品的遴选和调配。上有商部总领，下有地方官商协力配合，中国办会逐渐摆脱海关束缚，制度日臻完善。

受大阪博览会等外国博览会的影响，中国自办会展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近代博览会对劝考工艺、振兴商务的重要作用，载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开明官员早有认知，并多次向朝廷建言，要求效仿外国设会场。为此，清政府一直有在通商口岸开办劝工场及货物陈列所的筹画，“以为将来举行博览会之张本”。1906年，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随即通咨各省广设劝工商品陈列所，并抄送日本章程作为参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场热潮。

在北京，商部积极筹办京师劝工陈设所。该陈列所置总理二人、协理二人、庶务长二人，摄理全所一切事宜。章程由大阪博览会的观览大臣之一、总理章京祝瀛元拟定。作为自办赛会的一次尝试，清廷对京师劝工陈列所非常重视。商部提前一年便要求各省按天产、工艺两种品类，遴选本地土货之上品，限期运京。总理官员亦精心谋划，“按日本农商务省之陈列所专事陈列，皆系非卖品，其办法正复相同。而本所仍为劝工陈列所，专事劝工，与上野公园之劝工场取法亦合”。及至陈列所落成后，游人甚多，开放第三日便达8000余人，售出物品约千余元。到1908年被焚毁之前，京师劝工陈列所在清廷的悉心经营下，可谓“群情观感工业繁兴，业经著有成效”。

在四川，1903年岑春煊创办四川通省劝工局，由大阪博览会四川事务所委员长、成都府知府沈秉堃担任总办，旨在厉工以迁善、教工以养民、教工以迁善，成效显著。1906年，为响应商部建立劝工场的要求，川省又在劝工局内设标本陈列所，“以资比较而求改良”。同年，四川首届商业劝工会在成都青羊宫举行。该会由沈秉堃和商务局总办周善培主持，仿效日本共进会之制，以奖励工业、联属商情为宗旨，展品多来自各府州县的产物和制成品，分门别类，争相夺标，吸引了大量观览者。以此为始，商业劝工会不仅接连于1907年至1911年举办五届，亦在新繁县、嘉定府、崇宁县等州县相继开办，达到了推动实业进步的成效。

在天津，袁世凯于1903年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任命从日本调研归来的周学熙为总办。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的枢纽性机关，下设工艺学堂与考工厂。受大阪商品陈列所影响，周学熙在考工厂设庋设、考察、化验和图书四司，通过《北洋官报》收集贸易讯息。以考工厂为“博览会之初阶”，直隶工艺总局又陆续设教育品陈列馆、工业售品所、津益拍卖处等销售机关，广开商路。1906年11月，在考工厂的主持下，天津工商劝业展览会于河北公园举行，设12个陈列场馆，吸引100多家商号参与，15万余人观览，收益颇为可观。这类内国劝业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为日后大型国际博览会的筹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湖北，1902年张之洞于武昌长街一带设劝业场，房屋与陈列悉仿日本，其中“内品场以劝工，外品场以劝商，天产内品场以统劝工商兼可劝农”。1909年，经湖北官府奏准、商会协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在武昌举行，有大阪博览会观览经历的知府陈树屏和留日学生胡瑞霖、俞登瀛等人担任了主要职务。展品分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和古物参考部5大类，计6527种。原本计划设外国参考部，虑及外商“非我法权所能治，杂处一场，必致多生轇轕”，终未施行。该赛会举行近两月，参观人数众多，不仅是湖北官民合办会展之藁矢，更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先导。

除上述代表省市外，从1904年至1907年间，河南、山西、山东、浙江、安徽、广州、南京、奉天、南通等地或仿效京师陈列所，或师法天津考工厂，纷纷成立各式劝工陈列所。伴随着这股风潮的蔓延，将商品的展示、宣传、买卖融为一体的近代化展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最终，由两江总督端方发起、以官商合办为形式的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在南京隆重开幕，对激励农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国内外商品经济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结　论

1903年大阪博览会是日本向世界展示其产业发展成果的一次大型宣传活动。对于资源丰富、市场辽阔却国力日衰的中国，日本尽管热情邀请参会、标榜两国亲善，却不时流露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倨傲与蔑视。譬如鸦片问题，在中国官绅赴会之前，日本便有舆论要求税关和警察对素有吸食鸦片习惯的中国人士“监视不怠”，显然非尊重之举。遑论人类馆先拟展出中国人吸食鸦片之态，后示以台湾妇女缠足之状，更有侮辱之嫌，激起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中国民众的反日爱国情绪，亦属情理中事。既如此，日本又缘何力邀中国参会？结合办会前后的日本各方反应，无论是1902年天津、沙市、上海等领事馆为静冈县开辟纸品贸易而在华进行的相关调查，还是1903年日方就沈秉堃欲请三井物产赞助劝工场而做出的“有望扩张四川省商路”的评价，其目的终究不离“利益”二字。再联系彼时处在交涉期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不难推测，日本政府有借机缓和两国敌对情绪、开展经济调研之意，以为其日后进行商业竞争、拓展贸易路线、争夺在华权益提供便利。

对中国而言，大阪博览会不单促进了中日乃至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使各界人士意识到官商协作以振兴工商业的重要性。从地方筹会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省份对海外参会一事态度消极、反应迟缓。即便是赴会省份，亦因时间紧迫、经验不足，以致遴选展品失当、谋划场地欠佳，有些地区甚至放弃自主权而任凭外国插手，衍生出福建产品迁入台湾馆等有损国家体面的系列事件，暴露出当时官商普遍观念保守、国权认知薄弱等问题。而所送赛品的类目不全、质量粗陋，也加剧了日本及欧美国家对华原料的觊觎之心。不过，这毕竟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观会人员也自此看清了中外产业技术间的差距，认识到赛品官办、各地为政、外国干涉等弊端。其后，清政府渐次削弱海关权力、改革参会机制，形成了以商部统筹全局、地方协力配合的体系，各省也相继出现了官商合办劝业会场的趋向。如是以官方为后盾，商民在引进日本等外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对展销活动的组织形式、赛事规程、褒奖制度等加以改良与创新，推动中国自办会展事业不断取得成效，也激发了工商业的活力，加快了海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由此可见，作为增进国际经贸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的平台，1903年的大阪博览会对近代中国与日本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今天，中国更要以史为鉴，利用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机遇，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使民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以不断提升。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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